新冠疫情大流行带来的大停滞和随之而来的全球性通货膨胀给宏观经济学界带来了强烈的挑战。一方面，按照以往所有宏观预测模型和方法，都没有预测到当前的通胀形势。另一方面，如何解决这种预测失误，如何探究当前通胀的形势和根源，没有共识，分歧很大。
从表象来看，新冠疫情大流行导致的社会大停摆是这次通胀发生的核心诱因，也是一个表象特征。事实上，如果深究，没有疫情了，世界会怎样演变？我想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人类世界已经进入到一个大时代，不仅仅是逆全球化的时代，地缘政治恶化的时代，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是一个高成本的时代。
第一，人类即使摆脱新冠疫情的冲击，使疫情常态化，但是一定会带来防护成本、健康成本的增加，就像“9.11”事件直接导致全球安保成本的急剧上涨一样，这个成本不要小看。
第二，逆全球化。逆全球化不是新冠疫情导致的，而是整个世界格局发生的变化。贸易摩擦使各国对于过去三十年来以垂直分工为主体的供应链价值链的构建提出了全面反思，各国都开始构建自己的内部大循环，全球分工一定会重构，全球供应链会变窄、变短、变宽，结果就是全球资源配置效率下降，成本上升。因此，即使疫情停止，逆全球化的现象也不会停止，反而可能在大国博弈中加速，导致各国生产成本增加。
第三，《巴黎协定》达成之后，各国签订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协议直接使全球进入了绿色转型的新时代。所有的绿色转型首先是一个成本概念，之后才是一个技术创新概念，最后才是一个绿色转型的收益效用分配概念。在全球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的过程中，绿色成本会大幅上扬。
第四，地缘政治。过去几十年，战争逐步减少，大国之间的博弈、区域之间的冲突已经常态化。因此，地缘政治带来的防务成本的增长，是无可限量的。而人类历史上大战争时期基本都是经济大倒退的时期。
第五，高债务时期。高债务时期必须要有解决办法，人类历史上解决债务有两种很重要的方法：一是大危机，通过破产来解决债务关系；二是大通胀，国家通过大规模发钞票，通过征收通货膨胀税来解决政府的债务。
以上五大因素，再加上全球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力短缺，大致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人类在未来一段时期将在这种大变局中步入到高成本时期。
这种高成本，一方面会转换成增长速度的下降，另一方面会转换成通货膨胀，这是我们必须要从根本逻辑上看到的。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世界创新中心，依托其在整个供应链上的独特地位，在未来高成本和高通胀的时代，战略定位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对于中国很可能是一个新的战略机遇期。(本文据刘元春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季度论坛(2022年第一季度)(总第60期)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核。)(中新经纬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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